偷竊歷史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歐洲大陸以為他們創造的制度，例如民主主義、重商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但這些制度在非歐洲的社會也能找到。本書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歷史學家以古典時代、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為主軸解釋歐洲歷史，並將亞洲作為例外而擱置一旁。其次，三位歷史學家－李約瑟、埃里亞斯和布羅代爾流露出目的論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最後，城市、大學、民主、個人主義、羅曼蒂克式的愛情也是歐洲從非歐洲地區盜竊來的觀念。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J.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本書反對歐洲中心論（歐洲自身崛起論、歐洲奇蹟－假設歐洲文明具有某種獨特的歷史優越性），以及由此發展出的歐洲中心傳播論－歐洲文化向全世界流傳，中心和邊緣的地位是固定的－領先、創新的中心和落後、模仿的邊緣。歐洲中心論認為在1492年以前，也就是殖民時代、全球化時代以前，歐洲就已比其他地方先進，因此歐洲的進步來自於內部的素質，殖民對歐洲的現代化不具特別重要的意義，而是非洲、亞洲、美洲人現代化的過程。

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敘述主要在大歐洲地區（歐洲及基督教起源的中東地區），歐洲以外地區沒有歷史及變化的活動，在歐洲中心論者看來，歷史的發展是由東向西北的過程－一神教起源的中東、建設城市與花園的中東、民主的希臘、法律與帝國的羅馬、地中海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法國的封建主義、英國的自由與進步。

本書的目錄以理論及時代區分：

第一章　歷史淵源（歐洲中心論）
第二章　歐洲奇蹟的神話
第三章　1492年之前（歐洲並沒有那麼厲害）
第四章　1492年之後（歐洲掠奪資源的事實）
第五章　結論

與「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綜合觀之，扭轉西方中心論的迷思在於正視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以及帝國主義對非西方國家資源掠奪的事實，並不是說西方並無任何可取之處，或是東方文明完全沒有任何西方起源的成分。

歷史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

Theda Skocpol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歷史社會學有沒有方法呢？在經過1979年一個研討會後，Skocpol編輯了本書，邀請各個年輕學者針對九位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學者，考察他們的發問方式與研究視角。綜合而言，有些學者關注的是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德國官僚體系化以來，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及民主形成的特色與動力，像是Reinahrd Bendix、Perry Anderson是基於韋伯關於官僚體系化和政體轉型的討論上進行研究；E. P. Thompson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進化論，注重事件當中的文化、政治和主觀面向，形塑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Charles Tilly則是從國家形成、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去分析時代過程之間的關係，以及群體行動的結果；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不僅討論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還有從20世紀初期到中期國內和國際市場秩序的危機；Marc Bloch主要集中於歐洲和法國的封建模式；S. N. Eisenstadt、Immanuel Wallerstein和Barrington Moore則從不同的途徑，試圖用同一的概念術語解釋西方和非西方歷史，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分析世界歷史上各種官僚帝國的出現及其命運，Wallerstein則探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起源、結構，以及可能的未來；Moore則考察農業國家捲入現代世界的模式。

社會學是不是和歷史一定息息相關呢？Skocpal在第一章導論中指出，社會學一直都是以歷史為基礎的學科，因為所有現代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起源於歐洲資本主義商業化和工業化的時代。現代社會學奠基人，諸如Karl Marx, Tocqueville, Durkheim和Max Weber問的問題，都是圍繞那個時代而展開：如何解釋相對於其他文明下，歐洲文明特殊的動力？劇烈的經濟生活變遷如何影響社會關係？以及在歐洲資本主義擴張之下，這種變遷如何影響其他的社會？以上特別最後一點，也是我想要知道的，和政治學結合起來，進一步可追問的是，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發揮了甚麼樣的作用？

歷史社會學由於著重特定時空環境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發展，因此歷史社會學反對1950到1960年代流行、非歷史的、具有普世性意涵的現代化理論的視角（如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歷史社會學不認為世界的過去到未來是一個統一的「發展的故事」，或是一套標準的序列。它們著重的是人的行動和結構的交互作用，所導致全部意圖和非意圖的結果。正如我所理解的，1949年的革命勢必和之前的歷史有所關聯，但重點是，關聯在哪？如何釐清？民主與獨裁的論戰是反映了甚麼樣的思想背景？除了從全球民主與集權政治理論結合的潮流來觀看，中國本身背景的特殊性：無法掌握全國的南京政府、孫文的訓政遺教、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全國各地小軍閥的割據，也都是要考量的地方。

蘇聯也有其現代化的版本：經濟增長將帶動所有國家經歷固定的發展階段，在每一階段的生產模式下，有其特定的科技水準、階級統治和階級衝突的模式。各個國家在經歷這些階段後，將邁向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秩序，最終達到一個無衝突的共產主義。


此外，本書提出評論著作的幾點思考方向：

1. 思考作者提出問題的本質、為何而問

2. 如何運用理論觀點和歷史資料回應問題

3. 如何在歷史案例中交叉使用比較方法

4. 作者的成功之處，及其侷限

星期三和政論組的同學去大直美麗華看電影〔南京！南京！〕的首映會。

我能理解陸川導演想要突破以往中國拍這類題材容易渲染民族主義的窠臼，所以他不是從被害者、而是從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為此，導演還找了一位頗為英俊、眼神中帶有憂鬱氣質的演員扮演劇中的主人翁－日本軍官角川，以角川為電影的主線來觀照整起事件。

電影快結束的時候，角川一人站在南京城外的草坡上，那時我想：〔拜託！他不會要自殺吧！〕果然，導演不負所望的給了這麼一個再煽情也不過的句點。

我始終無法理解，受害的一方嘗試要拍出加害者的視角的影片有甚麼意義，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可悲，還沉淪在受害者的自怨自憐之中，因為對方沒有給我們一個交代，只能在電影裡自我安慰：〔日本士兵中也有反省的人，也有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人。〕

so what?

我根本不在乎有沒有日本士兵感到愧疚、我也不在乎角川輕如鴻毛的生死，我想看到的是導演有沒有忠實的記錄下受害者的苦難、有沒有對歷史負責，還原整個事件的真相，日本人至今沒有贖罪，為什麼中國導演要跑出來為他們贖罪？

我沒有看過把焦點放在〔納粹也很有人性〕的二戰電影，即使在〔戰地琴人〕(The Pianist)裡那位救了鋼琴家的納粹軍官，最後也得死在蘇聯的戰俘營中。

相較之下，角川死得也太輕易、太懦弱、太自以為是了，我寧可他像〔為愛朗讀〕(The Reader)裡的女主角雖然從未反省，但被關了一輩子，也不要他滿懷歉疚、以一種悲涼中略帶悲壯的態度自殺。

明明是日本人製造了南京大屠殺，我管角川的死活！導演應當控訴日本人的罪行，他卻擺盪到人道主義的極端、拉到反戰的層次、濫情地控訴〔戰爭〕本身，然而，無論日本軍人是不是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棋子，殺人就是殺人、強姦就是強姦，我看不出有任何需要為他們開脫、甚至找出他們人性一面的必要。

在電影裡受害的中國人，男人，我只看到麻木的臉，女人，我只看到她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蹂躪，像螻蟻一樣輕賤，卻不見導演給他們任何發聲的機會，他們當初來不及呼救就被殺死了，如今在自家人拍的電影裡還要淪為襯托出日本軍人也是很有人性的背景。

南京大屠殺是一段要被記憶的歷史，它的殘酷與悲劇性遠遠超過其他戰爭太多太多，然而這部電影是否對得起那30萬名犧牲者，是否給了他們應有的理解與尊重？

復旦

因為昀辰的介紹，我有幸參加了復旦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合辦的暑期學校，星期六早上從台北直飛上海，下飛機後再坐四號線的機場巴士到虹口區，再坐計程車到復旦大學，一路都十分順利，直到到了學校之後...

在桃園機場時，我匆忙地上網抄了在復旦大學報到的校內賓館的英文名字Zhengda Hotel（因為往來信件都是英文，而且直至星期六當日，我都沒有收到任何復旦大學的地圖以及報到地點的說明），然而到學校後，在校門口問接待室，對方卻不知道我指的賓館在哪裡，沒有帳號所以無法在校內用無線網路，所以我拖著快20公斤的行李繞了大半個復旦大學，到處問人竟然都沒有人知道，一度天真地以為找到學校的計中說不定就可以用電腦？！才發現他們似乎沒有計中，滿身大汗蹲在路上打開行李找東西，一度以為恐怕當晚要先到別的旅館先落腳一晚了。

我抱著幾近放棄的心情走進學校內的卿雲賓館，看有沒有辦法上網，或乾脆先住一晚，結果一進大門，立刻有服務員問我是不是來報到的，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已的耳朵，原來就是這一間！而它旁邊的大樓就叫做正大發展中心(Zhengda)，〔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也不過如此！

星期六晚上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旁的飯店吃了一頓大餐，星期日從早上九點開始上課到下午三點半，我發現我簡直抱著非常天真的想法來上課，因為兩個星期的暑期學校有八種課程，一人選一種作書面報告和上台報告，我一直以為每個學生只要去上他選要作報告的課即可，跟我一樣選Civil Society的只有三個人，所以到時候也只有總共四個人來上課，兩個星期只要上一天課就有四學分，真是太輕鬆了！才發現原來每天的課都要去，而且原本以為只有選其他課的其他學生要寫的線上作業我也全部都要寫，老早已經過deadline了，所以今天晚上才剛剛匆忙趕了一篇談中國崛起的essay。

班上共有32個人，今年包括我有3位台灣人和6位德國人，其他都是大陸人。和我住同一間房間的是淡江大學的研究生，曾經去柏林交換學生一年，德文非常厲害，對於歐洲事務很了解，人也親切健談；和我同一組作報告的是吉林大學來的同學，認真學習，若是沒有把當天上課要看的reading看完就會很焦慮，和屢屢搞不清楚狀況的我截然相反。當初報名之前有點猶豫，因為這個暑期學校的主題是Global Politics，和我目前專注的領域相差甚遠，以前大學時念的國際關係也幾乎都要忘光了，可是現在真的很高興我有機會來到這裡，遇到那麼多厲害的同學相互切磋，好像為學習打了一劑強心針，我也抱著一種學習新事物的事情來上課，而且到目前為止大大改變了我對中國學生的印象，高中時我曾參加到西安和中學生的交流，大二去了烏魯木齊交流，大四去北大交流，雖然也有認識好朋友，但那時我總覺得兩邊的想法有些差距，很明顯地感受到我們之間的不同，然而此次，我不知道是隨著時間的改變還是因緣際會，我覺得跟中國的研究生非常可以溝通，自然地很有話聊，又或許是因為我這次交流的是研究生，所以比以前的大學生和高中生都更加成熟？又或者是我也變成熟了也說不定。

DELE B1

上星期六去烤DELEB1的檢定，準備方法是買了一本跟歐美亞B1班一樣的課本一回回寫模擬題，加上語言交換以及Skype練口說；跟前前兩三週的熱度相比，考前幾天突然很不想念西班牙文，似乎是覺得過不過也不差這幾天了；考試從早上九點開始，分別考閱讀、作文、聽力、文法，下午考口說，聽說是每個部份都要對超過百分之七十方可過關，聽力沒有很難，但是另外三項都有碰到生字；下午的口說我遇到的老師是Miguel，以前在歐美亞旁聽研討時曾經上過他的課，若非我曾經去西班牙待過兩個月，以我以前的程度來考口說，看到略為嚴肅的他肯定是一個字也說不出口；由於前一晚失眠，考完試頗為疲憊，感到幸運的是此次考試前找人一起練習口說，考試當天相互打氣，以前考試總是單打獨鬥的我，突然覺得有人一起考試很不錯！

雅量

聽到不太舒服的言論，由於很難用三言兩語就改變別人的想法，所以我選擇沉默以對，把她的話當作空氣。

準備成立《獨立評論》之時，辦雜誌的同仁間就有了分歧和爭端，胡適在《獨立評論》三週年時，說了一段我很欣賞的話：

「我們共推蔣廷黻先生起草一個方案，我個人也起了一個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夠溫和了，我的方案更溫和。大家討論了許久，兩個方案都不能通過；又公推兩位去整理我們的草案，想合併修正作一個方案。結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終沒出現。我在那時就起了一個感想：如果我的一個方案不能通過十來個好朋友，我還能妄想得著多數國民的接受嗎？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但我又轉念一想：我有什麼特殊資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張一定成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張不過是我個人思考的結果；我要別人平心考慮我思考的結果，我也應該平心考慮別人思考的結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認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權利；承認人人各有權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漸由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思想信仰變成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結果，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第151號，1935年5月，第4頁）

自由主義萬歲！